非政府政治行為的主體向度行政管理專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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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 政 府 政 治 行 為 的 主 體 向 度 摘要：從利益歸屬主體的角度看，非政府政治行為可以分為個體政治行為、群聚性政治行為和組織化政治行為三種，認識它們的發(fā)生機制及相互之間的轉化關系，乃是公共管理活動中的一項重要課題。 關鍵詞：非政府政治行為；個體政治行為；群聚性政治行為；組織化政治行為 中圖分類號：D0 文獻標識碼：A The Main Body Direction of Nongovernment Political Behavior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terest ascription main body,

2、 nongovernment political behavior are composed of individual political behavior; assemble political behavior and systematiz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the analyse on their arising mechanism and transform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public government action. Keywords: nongovernment political

3、 behavior; individual political behavior; assemble political behavior; systematiz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利益是人們的主觀欲求，它是行為發(fā)生的基本動因。在政治領域，政治活動乃至政治關系的結構構成，都可以看作是圍繞著政治利益而進行的，當然，在有些情況下，政治利益也會表現為特定的經濟利益、社會利益等等。在制度或組織層面，政治活動乃至政治關系結構又大都以公共權力或政府為中心，此時，尋求公共資源的幫助或利用公共資源就成為一個異常重要的政治利益內容。本文沿著利益的歸屬主體層面，力圖揭示相對于公

4、共權力或政府的三種非政府政治行為的發(fā)生機制。 一、個體政治行為 其實，在行為發(fā)生的意義上，任何政治行為都首先表現為個體行為，或者說，必須要以具體的個體行為作為其載體。此處討論的個體，被定義為無差異的個人存在狀態(tài)——即抽象的個體，暫不考慮各種社會性的角色、地位等等，雖然社會中的人總是屬于某個（或某些）組織（或群體），但也正因為如此，對個體政治行為的考察將成為我們進一步討論群聚政治行為和組織化政治行為的基礎。 個體政治行為發(fā)生的前提是該個體感受或認識到其自身的政治利益（觀念層面、欲求層面或實際占有層面）可能或者已經受到影響，或者因主動、積極地表達、顯示或是追求自身政治利益而采取的行為舉止。無

5、論是影響的接受、反應，還是影響的施加，行為總是指向其他行為主體的，也正是因為個體政治行為的基礎性質，基于個體政治行為而發(fā)生的政治關系形式最為豐富。大體上看，個體政治行為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的特征： 其一，從利益感受性角度看，盡管能夠直接感受到自身利益的受影響狀況，并且容易形成較為明確的利益目標，但是由于單純個體所使用的政治行為資源總是十分有限的，在不考慮可以利用的組織資源的情況下，他或她的政治利益呼聲一般很難引起公共權力的關注，更不用說動用公共資源去予以肯定的作為了，除非該個體的利益狀況（并不僅僅是實際占有的政治利益）已經遭受到相當嚴重的侵害，引起或可能引起其他集體成員廣泛的關注（也可以說，影

6、響到其他集體成員的利益觀念），也正因為如此，個體在對行為的獲利預期與投入成本的綜合考慮下，對自身采取的政治行為，一般都會持比較謹慎的態(tài)度，而個體政治行為一旦發(fā)生，便很可能帶有相當強烈的行為動機。 其二，從行為的外在表現形式來看，由于其單一的主體載體性質，個體政治行為一般會顯示出較為清晰的利益——動機——行為——責任線路，無論在邏輯上，還是現實中，都常常如此。這一點，顯然有助于相關的影響或被影響對象確定可能的互動方向，做到有的放矢。但是，基于強烈的利益滿足動機，個體往往傾向于采用多樣化的行為手段去促成自身利益目標的實現，使用一些諸如夸大、隱喻、掩飾甚至欺騙的方式，促使相關的行為對象對其利益表達

7、、利益訴求的認同乃至支持。比如，一個懷有某種政治價值訴求的學者，其基本的利益取向就是把這種強烈的價值觀念出來，但是在現有的（或者說，公共權力認可、支持的）政治觀念體制下，其向往的政治價值觀受到極大的排斥，公開、明確地表達它極可能給自身帶來十分嚴重的利益損失，在這種情況下，該學者就可能采取較為隱晦的方式表達、追求自身的政治價值訴求，如借用文學作品的隱喻、非公開的表述等等?？梢哉J為，個體政治行為的多樣化特征將為涉及個體的政治關系帶來了較為突出的不穩(wěn)定性，而充斥著個體政治行為的政治社會常常處于政治秩序的兩個極端，要么是充滿高度政治活力的自由社會；要么是人人自危的混亂狀態(tài)。 其三，從行為的影響效應角

8、度看，圍繞著公共權力的個體政治行為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直接指向公共權力的利益訴求。如前所述，在自身可用資源相當有限的情況下，個體實在難以影響到公共權力的運行，因此，他們常常會借用制度，尤其是在政治領域有著崇高地位的憲法和法律制度的支持。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試圖顛覆公共權力的個體行為也常常是經由對這些制度的否定性評價開始的。在此層面，公共權力本身運行的制度化程度（即公共權力對制度規(guī)定的遵行程度），將是制約個體政治行為影響效力的決定性因素。二是以公共權力作為裁判者的利益訴求，一般表現為個體與其他個體之間的政治關系。單純的個體之間基于政治利益而形成的政治關系既有為特定政治利益的沖突

9、性質（比如就某個公共職位的多人競爭、不同政治價值取向的爭論等），也為同一的政治利益目標的合作性質（比如為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尋求聯合），此時，公共權力的角乃是充當現有制度的維護者。顯然，除去個體自身資源或能力的比較性差異外，其利益取向與公共權力所認可的制度取向的接近程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個體政治行為的影響效應。 二、群聚性政治行為 群聚性政治行為是指兩個以上的個體，基于同一的利益誘發(fā)，自發(fā)地投入到某種看似統一（指外在的行為方式），但卻無人專門從中協調的行為狀態(tài)。很多自發(fā)的政治游行都是典型的群聚性政治行為。 群聚性政治行為的基本特征就是其時空限制。首先是時間上的即時性，指眾多的個體行為發(fā)生在

10、同一時刻或者極為相近的時間段內，具有明顯的時間相繼性質；其次是空間上的共存性，指眾多的個體行為發(fā)生在同一或相似的平臺之上，在人們認知的視野范圍內，彼此之間有著較為明確的空間關聯性。 時空的限制其實就是人與人之間進行交流或交往的平臺限制，在這方面，地域顯然是最基本的限制條件，有限的地域范圍常常是判斷或認識群聚性政治行為的主要標志，但這并不否認它還可以通過其他的交流平臺發(fā)生，比如，經由公開發(fā)行的刊物、報紙等傳媒，人們就能夠“不約而同”地表達自身的政治價值觀，以及向公共權力爭取相似的利益欲求等等。近年來，隨著因特網的興起，各種網絡論壇（BBS）、網絡聊天室等日益成為人們尤其是青少年表達自身利益觀念

11、和利益欲求的場所，從行為類型的劃分上看，網絡交流應當屬于話語行為的范疇，但在網絡上，話語的交流不僅遠遠地超出了面對面的空間限制，文字的留言功能還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這種交流擺脫了時間的不可逆束縛。網絡表達以及網絡交流的這種“網絡會議”特征為群聚性政治行為的發(fā)生帶來了相當大的便利，同時，網絡空間的虛擬性質又恰好暗合了群聚性行為的匿名性和責任弱化，所以，我們能夠看到，很多的網絡論壇和聊天室中都有著大量的政治議題。從群聚性政治行為的難以控制角度看，網絡的興起必然會對某些以穩(wěn)定為價值取向的公共管理活動帶來一定的沖擊或挑戰(zhàn)。 在群聚性行為中，有些人可能是基于利益欲求或利益占有的一致取向而采取相同的行為方式

12、，但這通常并不是群聚性行為發(fā)生的主要條件，因為如果有這兩個層面上的相同的利益訴求，強烈的利益動機很可能使相關的個體有意識地聯合起來，采取高度組織化的集體行動。群聚性政治行為所依托的利益關聯，更多情況下是利益觀念上的一致或相互認同，也正是因為如此，一些社會心理因素比如從眾、崇拜，乃至于一些利益導向性極不明顯的心理動機如“好玩”、“湊熱鬧”等等都會成為此類行為的重要誘因。 所以，在群聚行為政治行為中，眾多個體之間的政治關系通常是疏松的，至少在彼此有意識的范圍內是如此，但是對于其他的政治行為主體，尤其是公共權力而言，個體集合的規(guī)模以及這些行為所反映出來的動機強烈程度將是決定其影響力的主要內容。

13、三、組織化政治行為 根據組織定義的基本內涵（即組織成員構成、組織領導、組織目標、組織規(guī)范和組織意識等），對于眾多的行為主體來說，在利益引導意向性行為的意義上，他們有著大體一致的利益取向，并且在對該利益取向的追求問題上，有著非競爭性的獲取條件，因此，他們之間的博弈互動往往表現為一種趨向于正和后果的合作關系狀況。合作意味著這些個體在行為和行為資源上的聯合，但也正是因為不同的行為和行為資源這種統一使用帶來了組織化行為過程中的計劃、協調以及監(jiān)控等等一系列問題。組織化行為就是指眾多個體通過計劃、協調等方式進行的有意識的統一行動，而組織化政治行為即是在共同的政治利益目標引導下的組織化行為。 組織化政治

14、行為有這樣一些特征： 其一，計劃性。計劃主要是指基于特定政治利益目標的行為規(guī)劃或行為安排。如前文所述，在政治領域，人們的利益需求主要表現為政治權利和政治權力，前者是行為的資格，而后者則是行為的能力——即參與并影響或決定公共事務應對的能力。為此而進行的行為規(guī)劃乃是建立在以下幾個彼此相關的理性分析基礎之上：（1）制度可行性分析，即現有的政治制度是否或者在何種程度上允許、禁止、支持或阻止該政治利益目標的實現，在現代國家中，這可能是影響組織目標實現的最重要因素，得到政治制度肯定的利益目標，可能會得到強大的公共資源的幫助，反之，尤其一些從根本上反制度的利益目標，則會在公共權力的反對之下，面臨著巨大的利

15、益風險。（2）資源可行性分析，主要是指組織本身可以投入到行動中去的行為資源，它不僅包括不同的個體行為資源的加總，還有著“一加一大于二”的整合效應——這是所謂的“組織的力量”。應當指出的是，這里的投入資源并不完全是指前期的投入，還應當包括在組織化政治行為實施后，組織成員可能面臨的風險性投入，尤其是在那些以反制度為利益導向的組織化政治行為。（3）方案可行性分析，這里的方案是指關于組織化行為規(guī)劃的統一表述，不過，并不一定具有文本的形式，而只是口頭認可甚至只是彼此間的“心領神會”。方案可行性分析集中關注于各類資源的搭配以及投入序列（時間和空間上的組合），是針對行為的過程安排，在這里，相對于科學的邏輯，

16、經驗的邏輯常常會發(fā)揮更大的作用，不過，有時候，純粹的觀念導向也有可能成為方案規(guī)劃的決定性因素，比如在一些理想主義者的反制度行為中，行為規(guī)劃常常會不計后果地走向極端。 其二，協調性。協調是通過各個個體的主觀意識指向其行為，目的在于使眾多的個體行為符合上面的計劃安排。在眾多的個體行為狀況下，協調出于這樣幾個理由：（1）利益差別，雖然眾多個體有一個共同的政治利益目標，但是，對于每個人來說，利益總是多層面的，而且，即使在這同一的政治利益目標面前，各人需求動機強烈程度也會有所差異，因此，根據利益的涉入程度和動機強弱等因素，需要做出相應的個人資源投入、組織地位安排以及利益補償等方面的整體性協調。（2）認

17、知或觀點差異，即使眾多個體對于其自身在合作行動中的利益收支比例沒有分歧，但也不能保證他們對于前面所說的行動計劃有著自發(fā)的一致，需要在這些人之間就此統一的規(guī)劃進行相關信息的溝通、說服乃至灌輸活動，使得個體成員就相互之間的行為合作形成較為一致的認知和觀念。（3）個體行為間外在的統一性需要，一方面，即使這些個體就統一行動的利益和規(guī)劃實現了一致的認同，仍不能保證他們在外在行為發(fā)出上的緊密配合，為完成這一點，還需要就各個行為的發(fā)生做出一定的調度或指揮；另一方面，每個人都有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傾向，在可能逃避利益成本付出的情況下，有些人可能就會尋求“搭便車”，為減少類現象，對眾多個體的行為做即時的監(jiān)督和調控

18、也就成為了必要。 最后是統一性，這種統一性并不僅是指前述規(guī)劃和行為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個體的心理層面，形成一種可以稱之為組織心理或組織意識的東西，這些個體日益清楚地意識或認識到他們之間的共同利益，此共同利益也不僅是前面所說的政治利益目標，在指向該目標的統一行動過程中，將不斷地衍生出其他的共同利益形式，這就是我們在討論組織定義時所說的更具穩(wěn)定意義的組織利益。 通過組織意識以及擴大化的組織利益的形成，組織化政治行為體現出了三個層面的政治關系意義：（1）組織內個體成員之間的政治關系，在政治事務中，這常常是一種同盟或合作關系，然而一旦組織規(guī)模擴大，還將涉及到一些集體行動中的基本問題，如代表制

19、、組織資源管理等等；（2）組織與其他政治行為主體（尤其是其他的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顯然，當穩(wěn)定的組織活動模式形成以后，相對于個體而言，組織的政治行為也會變得更為有規(guī)可尋，這可能是有序的政治社會得以長期維系的基本條件之一。而組織相對于單一個體的資源優(yōu)勢也使得組織化成為個體尋求政治利益的主要手段（比如結黨）。（3）組織與公共權力之間的政治關系。公共權力的運行必須要借助于組織化的途徑，這就是我們下文將詳細討論的公共組織——政府。由于公共權力是實現政治利益的最根本保障，所以，理性的組織化行為通常都是以公共權力為中心，要么進入公共權力機構，使組織成員（一般是組織領導）成為公共權力的“代表”，要么通過其

20、他方式（如集會、游說等），盡量影響公共權力的運行取向。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公共權力并不是單一的組織構成，在公共權力內外，不同組織間的相互交叉、滲透及其合作與沖突，構成了現代國家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道政治關系景觀。 應當指出的是，個體政治行為、群聚性政治行為以及組織化政治行為這三種行為狀態(tài)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在滿足相應定義的條件下，它們之間也會發(fā)生相互的轉化。眾多的個體政治行為聚集到一起，便形成自發(fā)的群聚性政治行為，由于可能的利益一致、觀念相同等等，經過彼此間有意識的溝通、合作、協調等形式，就可能轉化成為具有統一行動能力的組織化政治行為。相反，既定的組織化政治行為，由于組織領導的協調不力、次生政治利益興起以及遭到強勢打壓等因素，也可能變成為各自為政的群聚性政治行為，在由于缺乏組織化的資源整合力量，行為的利益后果預期后果減弱，導致多人自動退出，轉化成為零星的個體政治行為。 因此，了解特定公共事件或公共問題中的利益主體、政治行為主體，認清其可能的發(fā)展方向，加以適當、適時的引導或抑制，乃至公共管理活動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尤其是近期群聚性政治行為顯示出越來越突出社會影響力的狀況下，從理論上認識各類非政府政治行為的主體性內容，對于提高公共行政的事態(tài)應對能力，維持社會政治穩(wěn)定，有著更加明顯的現實意義。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