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樂學：學術前沿與教學研究

民族音樂學：學術前沿與教學研究 民族音樂學：學術前沿與教學研究 楊民康，男，白族，中央音樂學院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曾就讀于中央民族學院音樂舞蹈系、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和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獲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所長助理、民族音樂研究室主任、中央音樂學院學報副主編。兼職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學會副會長，中國藝術人類學會、中國傳統(tǒng)音樂學會常務理事，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上海音樂學院儀式音樂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西安音樂學院西北民族音樂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三峽大學楚天學者講座教授，上海音樂學院、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云南大學藝術學院、云南藝術學院、河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等校客座/兼職教授。對中國民歌及歌舞音樂，傣族和南亞語系民族傳統(tǒng)音樂，中國南方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儀式音樂及民族音樂學、音樂民族志理論有較深入研究。曾赴歐洲、日本、韓國、臺灣、香港及大陸各省市參加民族音樂學、文化人類學學術會議和進行學術交流。著作有?中國民歌與鄉(xiāng)土社會?中國民間歌舞音樂?云南瑤族道教科儀音樂?貝葉禮贊傣族南傳佛教節(jié)慶儀式音樂研究?外鄉(xiāng)化與現(xiàn)代性：云南少數(shù)民族基督教儀式音樂研究?一維兩閾布朗族音樂文化志?等10余部，獲第三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一等獎，第二屆文化部文化藝術科學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二等獎，第三、六、七屆教育部高等學?？茖W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三等獎。專著?中國南傳佛教音樂文化?2021年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發(fā)表論文150余篇，獲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學會首屆優(yōu)秀論文評獎一等獎、北京市文聯(lián)文藝評論獎一、二、三等獎，中國音樂評論學會獎二、三等獎。 音樂時空：據(jù)了解，您是從作曲專業(yè)轉向少數(shù)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這是出于個人興趣嗎？ 楊民康教授：這里面有個人興趣的原因，但也有必然的因素在起作用。我來自云南，本身又是白族人，因此原先作曲主要也是集中在少數(shù)民族音樂創(chuàng)作領域，采風時接觸到很多民間音樂。當然，起初采風主要是以作曲為目的。我1986年撰寫和發(fā)表的第一篇論文，涉及了布朗族的民歌研究，所采用根本材料就是1983年在云南西雙版納、思茅等地采風4個月的局部成果。后來，隨著采風活動和手中掌握的民間音樂資料越來越多，很自然地就逐漸轉向民族音樂學研究。事實上，在當時不少國內民族音樂學者都有從表演、作曲實踐升華至理論研究的過程和經(jīng)歷。從我的老師田聯(lián)韜先生到我們這一代都是這樣，這是一種符合文化和藝術實踐規(guī)律的，必然的開展過程。它和今天大學里盛行的學生轉學生，課堂到書本的研究生培養(yǎng)過程很不一樣，當然我個人的主觀興趣也是十分關鍵的。 音樂時空：同時也請您談談當時國內的民族音樂研究生的培養(yǎng)狀況。以及您是怎樣由此踏上民族音樂學研究道路的呢？ 楊民康教授：在我對民族音樂研究開始感興趣之后，便有了考研的愿望。1986年，我順利通過中央音樂學院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成為田先生第一位碩士研究生。說到報考這個研究方向的動機，不能不提一下當時整個音樂學研究生的培養(yǎng)狀況。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研究生培養(yǎng)制度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建立起來，但幾所主要音樂院校培養(yǎng)研究生，要晚于作為綜合藝術院校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和南京藝術學院。而且，后者一開始注重培養(yǎng)的，主要是民族音樂或中國音樂史研究方向，所以就有了沈洽、杜亞雄、喬建中等幾位當時民族音樂研究方向的優(yōu)秀中青年學者才俊，也是今天的學界領軍人物。對于我們有志從事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的青年學生來說，他們都是自己向這個方向努力的標桿。比擬而言，中央音樂學院的音樂學研究生培養(yǎng)制度不僅起步較晚，而且一開始是以西方音樂史為起點的。我們入校時，整個音樂學專業(yè)只有兩位西方音樂史方向的碩士，即現(xiàn)在仍在我校任教的劉經(jīng)樹與余志剛兩位教授，另外還有幾位表演專業(yè)的研究生。我和同屆的陶亞兵、鞏學群三位音樂學學子，便有幸分別作為民族音樂、中國音樂史和音樂美學的首屆研究生，得到眾多老師的集中指導和精心栽培。由于當時還沒有博士培養(yǎng)層次，碩士研究生已經(jīng)是最高學歷，研究生數(shù)量也比擬少，平均年齡偏大，都有一定的音樂實踐經(jīng)驗。研究生導師與研究生的比例，平均下來，幾乎是一比一。記得在學校里，我上過少數(shù)民族音樂和民族器樂等研究生課程，便是由田聯(lián)韜、袁靜芳等老師為我單獨授課。同時，學校還要求我們到在京的著名的綜合大學選修課程。我本人就在中央民族大學隨金天明、邵獻書、胡啟望、徐仁瑤等著名教授選修了民族學、語言學的研究生課程，也都是采用一對一授課方式。無論老師和同學，對于這些課程，在教學上要求都比擬高，我隨民族學理論家金天明選修的?中國民族學史?，隨邵獻書教授選修的?西南少數(shù)民族文化?兩門課，完成了兩篇結業(yè)論文，都將民族學與中國少數(shù)民族的情況同中國民族音樂的情況做了比擬分析，后來便分別發(fā)表在?中央音樂學院學報?和?中國音樂?兩個音樂學刊物。當時在北京音樂高校畢業(yè)的碩士里，這種精心培養(yǎng)和嚴格要求并非是個別現(xiàn)象，僅就其中的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方向來說，像趙塔里木、何曉兵和我本人的幾篇碩士學位論文，都是老師們嘔心瀝血培育的結果，就是拿到今天的某些博士論文里比擬，我敢說也不會遜色。所以，說這些碩士研究生差不多就是按后來的博士學位的同等規(guī)格來培養(yǎng)，也不為過。后來，也是在田聯(lián)韜、汪毓和等老師的努力下，得到了吳祖強、于潤洋兩位老院長的關心和支持，我終于如愿留在中央音樂學院，專職從事少數(shù)民族音樂的研究和教學。為此，我既要感謝老師們?yōu)槲覀兏冻龅钠D辛和勞動，也要感謝中央音樂學院給了我們那樣好的學習條件。我先后在音樂研究所、學報和音樂學系工作，如今已混到了退休年齡。但是，我們是否真正繼承了當年的優(yōu)秀學統(tǒng)？是否完成了老師、老院長們那沉甸甸的希望和囑托？至今一直是個讓我心中思索不已的事情。 音樂時空：在您轉向民族音樂學研究后，第一位導師應該就是著名的民族音樂學家田聯(lián)韜先生，田先生對您的學術生涯一定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楊民康教授：我做作曲學生時，田聯(lián)韜先生是我的老師之一。我后來報考了研究生，田先生當時已經(jīng)具有了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方向碩士導師的資格，于是便成為我報考的最正確選擇。田老師在作曲方面對我的教誨已無須多言，對于民族音樂學研究來說，從田老師領我入門，直到今天，我作為他的音樂學學生，可以說首先是繼承、分享了先生在這一領域的豐富的學術思想、研究成果和學術事業(yè)，同時也收獲了先生優(yōu)良的學術品格、為人風氣對我的影響。這些，我在以前的幾篇回憶文章里談了很多，這里想重點說說他以自己寬廣的學術視野和胸襟，在他的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和教學中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田老師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中央民族學院音樂舞蹈系任教，主要從事作曲和作品分析教學，也進行民族音樂的田野考察和研究工作。在學術研究中，他不僅充分發(fā)揮自己的音樂研究特長，也非常注重吸取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和方法，與眾多杰出的民族學、語言學專家教授有密切的學術交往。前面說到過，我碩士研究生期間，到中央民族大學選修了多門民族學、語言學課程，那都是田老師竭力主張和催促的結果。后來，當我在為立足本校還是赴香港中文大學繼續(xù)攻讀博士學位而感到猶豫時，田老師又鼓勵我選擇了后者。要知道，由于諸多的復雜原因，當時我做出這樣的決定，在學校里是有很多人不理解，不被看好的。但在事后，當我利用在港所學的民族音樂學理論知識，在教學和科研上做出了某些成績時，田老師又在不同的場合給予了贊許和肯定，說我“當初的選擇是對的！這里所透露的一點信息是，田老師對于像民族音樂學這樣的外來的學術思想，包括與之相隨出現(xiàn)的，與國內固有俗見不盡相同的人和事，能夠持有一種客觀、豁達的是非標準和處理態(tài)度，既不簡單地全盤接受，又能夠對其中合理之處做出應有的選擇和取舍。同樣的見識、為人和處事態(tài)度，在前面所提及的許多老一輩學者身上都能夠見到，但在后來更為年輕的中青年學者中，這樣寬廣的視野和胸襟似乎變得有些少見了。 音樂時空：您的博士學位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獲得的，它與我們的中央音樂學院在民族音樂學的教學和研究方面有哪些不同？ 楊民康教授：在我去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時，那里的情況同中央音樂學院不完全一樣。對于中央音樂學院傳統(tǒng)音樂研究和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來說，當時還沒有傳統(tǒng)音樂和民族音樂的理論性公共必修課，我指的并非民族音樂概論之類的通識課，而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方法論課程。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專業(yè)必修課里，仍然還沒有針對本專業(yè)方向的課程內容，只是在?音樂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音樂學分析?等整個音樂學系研究生都要上的必修課里，用幾節(jié)課時間涉及一局部傳統(tǒng)音樂與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內容。 香港中文大學是采用美國的教育模式，按西方音樂研究與民族音樂學研究兩大系列設置所有公共課程，這些課程又分為必修和選修兩類。必修課分公修課和專業(yè)必修課，選修課通常包含一些人數(shù)較少，開課方式較為靈活的專題討論或研討課。當時該校音樂系民族音樂學方向的研究生，比我院傳統(tǒng)音樂研究方向的人數(shù)要少，但也開設了幾門重要的專業(yè)必修課，比方J. Lawrence Witzleben教授開設的?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導論?、陳守仁教授的?田野考察方法?，還有一門曹本冶教授開設的，涉及音樂記譜與分析的課程。從我2002年離校以來，十幾年里這些主干課程一直沒變。如今，在該校音樂系的研究生課表上，這些涉及民族音樂學的課程已經(jīng)被進一步標準為4門主課：?民族音樂學的歷史和理論?， ?民族音樂學田野考察方法?，?民族音樂學的當代問題?和?民族音樂學的實踐問題?。選修課中，給我印象較深的是曹本冶教授開設的?儀式音樂研究?，由于這一屆只招了我一名民族音樂學方向博士研究生，這門課上，從頭到尾，只有我與老師一對一上課。 還有一門課程對我?guī)椭艽蟮墓拚n，是由Harrison Ryker教授和J. Lawrence Witzleben教授開設的?文獻書目與研究方法?，教學內容涉及論文寫作與學術標準，以著名的?芝加哥手冊?為教學藍本，其中的一學期，圍繞對兩種涉及不同參考文獻和注釋格式及相關寫作標準的分析和介紹，每位同學要自選題目，分別寫作和完成兩篇采用不同著錄格式的英文論文。我在這門課上完成的一篇有關南傳佛教音樂文獻綜述的論文，當年便作為香港高校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的參會論文，在會上宣讀。而在?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導論?和?儀式音樂研究?兩門課上完成的兩篇論文，前一篇用英文完成，涉及樂器分類學問題的論文，翻譯為中文后，以?中西樂器和音樂分類法的多維關系比擬研究?為名，發(fā)表于音樂刊物?黃鐘?2006年第三期；后一篇中文論文名為?信仰、儀式與儀式音樂宗教學、儀式學與儀式音樂民族志方法論的比擬研究?，發(fā)表于藝術人類學刊物?民族藝術?2003年第三期。 研究生第一年密集開課的好處，在于以高強度的訓練，讓學生盡快掌握本學科的根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到達“授人以漁的效果，使學生真正獲得自主學習和研究的能力。它從根本上表達了中國與西方，尤其是美式研究生音樂教育方式的區(qū)別。同時，這種即使在理論課里也注重實際動手和寫作實際能力的上課方式，實在是令人受益無窮。 音樂時空：能否為我們具體介紹一下您開設的幾門選修課？ 楊民康教授：我2002年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yè)，將自己在香港學到的相對前沿的學術理念帶回到中央音樂學院，十多年來一直開設?民族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音樂民族志方法導論?這兩門課，盡管至今仍屬選修課，但我覺得我們民族音樂學的學生確實有必要學習，所以一直堅持，沒有中斷。在音樂學碩士、博士研究生中，我們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方向2003年以來的幾乎所有學生，中國傳統(tǒng)音樂和世界民族音樂研究方向的大局部學生，還有其他音樂美學、音樂史方向的相當一局部學生都上過這兩門課程。但是，上這類課程目前已經(jīng)存在一些困難。比方，為了保證研討課的上課質量，我根本上一直堅持以音樂學研究生為主，采用小班至中班授課方式。而同樣是在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作為真正的研究型大學，該系研究生主要是音樂學方向，除了少量幾門公修課能夠多一點學生外，絕大局部是10人以下的小班課，這是國外研究型大學課程的主要呈現(xiàn)方式。相比之下，在中央音樂學院里，有些主要為音樂學研究生開設，同時對所有學生開放的數(shù)十人“大課中，真正屬音樂學方向，對該課內容有所需求的學生只占極少數(shù)。大局部選修的是表演專業(yè)的研究生，他們所以要選這些音樂學課程，只是因為學校規(guī)定他們必須選一局部專業(yè)選修課，但完全適合表演專業(yè)的這類選修課又太少，以致造成了老師和學生，主修和副修都不夠滿意的，外表繁榮的狀況。